第133条规定，犯的，“处三年以下或者;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得比较笼统含糊，如何理解它成为解决许多交通肇事案件的关键。但从目前理论和实践中对该问题的探讨来看，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适用范围，少有人探讨这一规定的法律性质。笔者以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质之理解直接关涉其适用范围。在此，笔者拟对该问题进行粗浅讨论。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但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加重处罚情节目前理论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至于其理由论者基本上未加以阐述。在这些文章中，论者是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命题而非待求证命题来运用的。另一种认为，该规定属于情节加重犯。但是，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情节加重犯”，“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带有一定结果加重色彩，并且其死亡结果本身又是该构成要件结果的一种复杂情节加重犯。”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首先，该规定不应是结果加重犯。所谓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了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发生了刑法规定的基本要件以外的加重结果，刑法规定对其加重其刑的情形。由此可见，结果加重犯是基于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两个部分构成。基本犯罪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触犯了某种罪欠:加重结果县稽犯罪行失所浩成的犯罪结果已经超出了该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另又符合了刑法所规定的非该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对于基本犯罪的罪过，以前认为只能是故意。

但是，现在一般认为过失也可以是基本犯罪的罪过。如果基本犯罪的罪过是故意，则行为人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不一定要求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基本危害结果，只要符合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可;如果基本犯罪是过失，则行为人实施的基本犯罪的行为必须应该发生基本犯罪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因为过失犯是结果犯，基本犯罪的结果没有发生，就不可能构成基本犯罪。由于交通肇事罪是，因此，如果“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犯，则肇事者的行为必须首先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

问题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件在被害人死亡结果出现之前并不能认定为犯罪，因为肇事行为只是将被害人撞成轻伤，没有达到交通肇事罪的立案标准，逃逸造成的死亡结果发生后，行为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例如，司机甲某日晚上10时许违规，撞倒路边乙致其腿部骨折(属轻伤)，乙当即躺倒在地呻吟不止。甲看见乙既未流血，也没有昏迷过去，自认乙的伤势并无大碍。为了逃避责任，甲慌忙驾车逃走。乙因小腿骨折不能行走，适逢当夜大风降温，天气异常寒冷，第二天人们发现乙时，乙已冻僵身亡。根据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甲的行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无疑。但是，如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结果加重犯，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将会出现没有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类似上述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确实是在行为人逃逸的过程中发生的，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也就成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但是，也正因为该死亡结果被作为了加重结果，而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中基本结果，因此，交通肇事罪自然无法认定，于是就出现了基本犯罪不成立的加重结果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第二，实践上，类似上述案件将会出现无法定罪或错误定罪的情况。

既然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上述案件无法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于是，案件的性质就只有两种可能:不构成犯罪或构成。不构成犯罪显然是不可能的。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也不合理，因为，无论从案件的性质还是从犯罪构成要件来说，本案构成交通肇事罪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新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特别规定条款，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该罪时，当然应该定该罪，而不应该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否则，就抹杀了交通肇事案件的性质。

那么，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何理解，才不会影响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定性呢笔者认为，应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界定为情节加重犯。所谓情节加重犯，是指在基本犯罪的基础上，因具有一定的加重情节，刑法为此规定了较基本犯罪法定刑重的法定刑。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综合指标，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后者只能是客观的;当某种犯罪的结果是成立基本犯罪的要件时，该种结果必定不是结果加重犯中的结果。

因此，当以该种结果为内容规定加重处罚情节时，该规定就绝不可能是结果加重犯，而只能是情节加重犯。这样理解既不会影响基本罪的定罪，也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同时还保证并明确了该种加重处罚规定的性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重点在于“因逃逸”，而“因逃逸”是一种主观上的因素，具体说就是犯罪动机;该动机较之不是因为逃逸而是主动护送被害人抢救，只是由于离医院太远而未能及时抢救导致的死亡等情况来说，无疑具有更深的主观恶性，所以刑法才规定加重其刑。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则是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可见，如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这一死亡结果就不能当作交通肇事罪构成的成立要件了;如果当作情节加重犯，则死亡结果可以当作该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因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所带来的问题则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笔者以为，第二种观点站在情节加重犯的角度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无疑是可取的。但是，该论者的观点又存在一些问题，

(1)该论者认为情节加重犯有单纯的情节加重犯与复杂的情节加重犯之分，这一主张似有为了论述而创造概念之嫌。要知道，刑法理论中从来都没有什么“单纯的情节加重犯”与“复杂的情节加重犯”这样的概念，如此随意不加充分论证就提出一个新命题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

(2)该论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带有一定结果加重色彩，并且死亡结果本身又是构成要件结果”。这一论述首先犯了双重评价的错误，因为，该论者明确承认这一规定既具有结果加重性质，又是基本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这也就是对被害人死亡进行了两次的法律评价。其次，该论者一方面认为不应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另一方面又没有摆脱结果加重犯的束缚，仍然囿于结果加重犯的案臼;于是，论者得出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一个兼有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双重性质的规定，即所谓“复杂情节加重犯”。这一结论实际上并没有给人以明确的答案，反而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变得更加模糊。而且，“复杂情节加重犯”这一命题本身的科学性尚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