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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协议可以撤销吗

是登记离婚的前提，当事人登记离婚，必须向民政部门提交就离婚及、等事项达成的协议。当事人达成离婚协议后，如一方反悔，拒绝办理离婚登记，另一方要离婚，只能通过诉讼途径。此类诉讼中，当事人曾经达成的离婚协议称为诉前离婚协议。

协议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按照，这种法律效力体现为二：一是表明当事人的约定得到法律的肯定，当事人的权利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二是合同约定的内容开始实际履行。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内容也相应体现在两方面：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得到法律的肯定;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的要求完全适用有关履行的规定。但财产分割协议却不具有力。这一点与中形成的调解书不同，调解书中的财产处理的内容虽然也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但这种协议是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内容的合法性经过司法审查，所以，调解书中的财产处理部分具有强制执行力。而财产分割协议则不同，法律并没有赋予婚姻登记机关对财产分割协议内容的合法性的审查职权，婚姻登记机关只在形式上进行审查。由于未经过司法审查，因财产分割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时，与其他合同一样，必须先经过合法性审查。如其合法性得到确认，待形成裁判文书后，可申请执行。

由上可知，财产分割协议后不得在离婚诉讼中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因为这种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不产生法律效力。对此问题，有人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加以反驳，认为，和只不过是程序上的不同，但后果是一样的，所以为解决双方财产问题而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在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可视为其生效条件成就，其产生法律效力，应按其约定内容分割财产。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错误理解了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在我国的整个婚姻制度中，一方面，婚姻自由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应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婚姻关系又被确认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婚姻关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理应对婚姻关系加以较多管束。基于此，律制度必须在尊姻自由和管束婚姻关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种平衡在离婚问题上的反映就是：一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只要当事人的，法律原则上不加以干涉。另一方面，当事人双方在离婚问题上出现争执而无法自行解决时，法律则更多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来强行裁判。前者主要体现在协议离婚制度上。法律对协议离婚的限制非常少，只要双方自愿即可离婚，甚至无需要求感情确已破裂。后者主要反映在诉讼离婚制度上。可否离婚和如何分割，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具体规定裁判，不必顾及单方的意愿。由此可见，婚姻法设置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多一种程序选择，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考虑。因此，两种离婚制度是完全独立的，二者在具体程序操作上是不可互用或混同的。协议离婚中的自愿原则贯穿了包括财产分割在内的每一个环节。在财产分割协议中，一方可将自己的财产以财产分割的名义给予对方都可(与此对比，诉讼离婚中则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一方个人财产只能出于其他理由。)。承接协议离婚中的自愿原则的财产分割协议只能作为协议离婚的一个环节而不可独立于协议离婚之外，不能用于诉讼离婚中。

财产分割协议的无效、变更和撤销

以上讲到，财产分割协议在婚姻登记机关发给时生效，产生法律效力。但这种生效只是推定生效，如果其内容存在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下，其效力就会受到相应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形，是因为财产分割协议作为当事人之间处理财产问题的自由约定，会存在约定内容是否完全合法的问题。

财产分割协议无效的判断根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即如果财产分割协议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的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无效。一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就有关纠纷向法院起诉，主张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确认其无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裁判。需补充的是，当事人不得以财产分割协议已提交过婚姻登记机关审查为由，主张协议有效。道理同上，婚姻登记机关只对财产分割协议进行形式审查，不会也不应该对其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所以，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不得作为财产分割协议合法与否的根据。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也应适用该条规定。但在认定是否符合构成条件时却需细细斟酌。

关于欺诈、胁迫的标准，与一般合同的认定标准没有区别。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将欺诈、胁迫在条文中作了明确而突出的规定。

关于重大误解的标准，主要是指对约定内容本身的重大误解，而且必须达到“重大”程度。重大误解不包括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如将价值很小的文物误认为价值很大并以此为基础分给财产的，就属于重大误解。但如果认为财产分割协议并不产生法律效力，财产分割应在协议离婚后另行起诉解决的误解就不属于重大误解。

对于乘人之危的标准，一个难点是一方利用对方急欲离婚的心态要求多分财产而对方又同意多分的情形是否构成乘人之危的问题。笔者认为，该种情形不应属于乘人之危。因为乘人之危的本意是一方利用了他人的困境，使他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承诺，且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人只有获得一方提供的条件或帮助才可能摆脱困境。如不会游泳的母亲答应他人以几十万的高价救掉进河里的儿子，如母亲事后主张当时的承诺违背其真实意思，他人的行为就可认定为乘人之危。但一方利用对方急欲离婚的心态要求多分财产则不符合乘人之危的本意。因为诉讼离婚造成的时间拖延是法律制度形成的，当事人必须承受。这种“危”并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应属于乘人之危中的“危”。如果其愿意放弃财产权利而获得较快离婚，也不算被对方所“乘”，只能推定多分给对方财产就是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为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当然也不得反悔。据此可看出，在处理财产分割协议中认定是否构成乘人之危时，比一般合同中更严格。只有在一方利用对方显著不利的状况迫使对方签订明显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财产分割协议时，才可认定为乘人之危。如一方生病急需现金，对方同意给现金但要求分得价值大得多其他财物而达成财产分割协议的，可认定为乘人之危。

至于显失公平，在适用时应最严格。显失公平主要对照的是市场经济中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而财产分割协议中最主要的原则是自愿原则。夫妻离婚的具体理由千差万别，当事人离婚时的感情也往往“剪不断，理还乱”，当事人之间处理财产也就各有千秋，不应该用更具社会性评价意义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来考察其分配是否公平。所以，只要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当事人自愿将大部分财产甚至全部财产给对方，一般都不应当被认定为显失公平。只有在当事人文化、匮乏，一方自愿分得的财产相对少得多，其又非出于快速离婚等目的，并因此分割而使离婚后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可以显失公平为由合理矫正分割方案。